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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机制建设需要有系统性考虑

 
中国在提出“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目标之后,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正在加快。目前,一方面,作为绿色发展基础设施的碳交易所将很快落地;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都在推动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和推动绿色金融产品,为绿色发展提供金融资源配置的新机制。另一方面,发改委、环境部等部门也在尽快推出整体绿色发展的规划。安邦智库(ANBOUND)实际上早已提出,绿色发展将不仅仅是环境保护、减碳的问题,其实更应当从经济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建立绿色发展机制需要有系统性的思维,从整体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建设和完善。
近期,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机制性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值得思考。一是关于边境调节税问题,这涉及碳交易所测算出来的含碳量及资金使用方向;二是关于碳市场连通的问题,这涉及国际碳市场的合作问题。他同样提出了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变化。一方面,在欧盟率先提出的碳关税,虽然有追踪碳足迹,约束整体碳排放的作用,但同样会带来新的贸易争端,对发展中国家构成新的壁垒,从而实际上约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在欧洲碳交易市场价格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中国与海外的碳价差不断加大,这些会影响到国内碳交易市场的价格发现。显然,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企业普遍无法承受如此高的国际碳价。这对于国内的生产和消费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周小川同时提醒,碳中和机制的设立,会对需求端带来影响。在需求方面,“碳中和”机制不仅意味着能源消费、生活用品价格的提高,也意味着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方式,投资、贸易模式的转变。有分析称,绿色发展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将引起价格的上升,带来通胀压力。因此,经济活动的主体能否从观念和意识上接受绿色发展的理念,是否能承受绿色发展的客观代价,对政策制定而言,都需要持谨慎的态度和长期的视角。
周小川提到的机制问题,考虑的是绿色发展机制在国际、国内整个环境演变中的影响。碳关税的建立和碳交易市场的设立,在全球的角度而言,涉及到国际贸易、跨境投资,这些方面的国际变化,对中国而言,可能会对国内的产业发展,和国内需求构成新的影响。这些整体性、系统性的影响,其实源于如何为“碳”定价这一基础性的机制设计问题。无论是碳关税,还是碳排放权的交易,实际上都意味着经济活动需要为绿色发展付出额外的成本。这个成本不仅仅是绿色发展需要投入的成本,更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承担的成本。这个成本过低,则使经济主体没有进行“减排”的动力,也就难以实现“30.60”目标。而绿色成本过高,则意味着企业或居民需要承担更大的代价,不仅无法从绿色发展中获益,甚至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会受到损害,更会使中国陷入使经济丧失竞争力的“中等收入陷阱”。
在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看来,围绕减碳发展的这些内部、外部的博弈和影响,意味着中国设计绿色发展机制,制定减排、减碳发展规划要更具系统性。在绿色发展机制设计中,不应只看到如何减排的问题,更应关注如何发展的问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理事长屠光绍在谈到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时,特别强调需要认识绿色金融具有社会性、外部性、体系性和全球性的特征。就整个“减碳”规划的制度设计而言,周小川对于机制性问题的看法,可以说同样适用这些特征。
从减碳的技术层面看,这些机制问题其实已十分复杂,涉及到不同产业走向绿色发展的生产供应、技术检测,投资评估,特别是碳排放的评估、核查,碳指标的分配等因素。如果从行业发展的角度而言,这更涉及到投入产出、成本核算,对于产业发展和技术升级都有极大的影响,可以说会影响到产业发展的未来格局的变化。不仅如此,绿色发展机制的构建影响到投资和贸易,从而影响到货币环境、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就整个宏观的角度而言,这还涉及到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生态的布局,对外投资贸易格局,以及如何构建可持续发展能力。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绿色减碳发展的机制设计和制度安排,不仅需要考虑减排自身的需要,更要从系统性的角度进行考虑。特别是绿色发展作为产业发展、金融发展和整个宏观经济布局的整体性制度设计,需要考虑其长期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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