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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圳制造业外迁看城市经济转型

以强大的产业支撑为特色的深圳,制造企业外迁越来越多。据《财新》引述天眼查数据,深圳近三年的制造业企业吊销及注销数量持续上升,2018-2020年分别为225家、976家、3116家,同比分别增长492%334%219%202010月,史丹利百得集团宣布关闭深圳石岩街道的工厂。此前,飞利浦、三星电子、爱普生、奥林巴斯等外资也相继关闭了位于深圳的厂区。内资方面,华为、大疆、比亚迪、中兴通讯等企业陆续将新基地设在了深圳周边。

 

从众多企业外迁的例子来看,制造业企业外迁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以土地成本为核心的城市成本上升;二是以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为目标的政策驱动。

 

在土地成本方面,以深圳为例,据市场研究机构第一太平戴维斯统计,2020年前两个季度,疫情严峻,深圳的厂房租金略微下跌,但三季度,租金快速反弹。2021年一季度,工业厂房平均租金为36/平方米,环比上涨6%,同比上涨12.5%;空置率为8%,环比下降2个百分点,较2019年一季度下降4个百分点。在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一个比较老旧的工业园区,今年3月,厂房月租金从35/平方米提高到45/平方米,增幅达28%。深圳的厂房一直紧俏,高品质厂房更是“一房难求”。持续上涨的租金不断侵蚀深圳制造业企业的利润,导致部分附加值较低的企业不得不外迁。从2015年开始,深圳制造业年度注册企业数量逐年下降。据天眼查数据,2015-2019年注册量分别为34034家、30970家、23540家、20107家、13536家;到2020年,截至1127日注册了10696家,只剩2015年的三分之一了。

 

政策推动下的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也是推动制造业外迁的重要原因。深圳市在2019年制定了《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持续调整。政府向“鼓励发展类”项目供地,“限制发展类”和“禁止发展类”备受冷落。“鼓励发展类”主要指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对深圳产业链和产业群的提升具有先导作用,对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产业,包括生物、新能源、互联网、新材料、文化、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20个行业。在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政策下,产业发展禁限目录不断扩大,也使得制造业大量出现“政策性外迁”。

 

城市经济发展带来土地成本上升有其合理性,符合地租理论,这种情况在一、二线城市表现尤为明显。对于空间有限的城市来说,土地资源肯定会流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对于深圳来说,土地资源有限的约束更强。据官方2018年的数据,深圳有工业用地约274平方公里,远低于北京(约600平方公里)、上海(约595平方公里)、广州(约430平方公里)等大城市。

 

城市成本上升和产业升级,提出了城市经济如何转型的现实问题。对于“产业型城市”(如深圳)和“服务型城市”(如北京)来说,城市经济转型的目标、路径和手段都不相同。如果只看成本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一般而言,对产业型城市来说,控制城市成本、保持产业优势的需求更强;对服务型城市来说,对城市成本上涨的承受力要高一些,资产交易对城市经济的作用也更大一些。

 

不过,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对于超级城市来说,城市经济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综合体,产业结构上的相对均衡,适度控制城市成本过快上涨,对每一个城市都是有必要的。对于深圳来说,保持制造业发展的比重以及相关的产业生态的竞争力,应该成为城市经济要坚持的长期目标,原因在于,深圳城市经济带有制造业的“基因”,如果过度去掉制造业,深圳的城市经济将会发生明显“变异”。这一特点,对深圳城市经济转型的方式和手段会提出要求。比如,深圳市可以允许一部分制造环节外迁,但需要留住制造企业的总部,将资金中心、利润中心、管理中心留在深圳。同时,深圳应该着眼于区域资源配置,在深圳有影响力的区域范围内,维持制造业的产业生态,保持供应链的完整性,使得深圳在产业生态和资本控制层面(而不只是制造环节层面),保持并强化对关键制造业体系的影响力。

 

北京可以作为“去制造业”的另一个方面的案例。如果不考虑非经济因素,只从城市经济来看,北京疏解一般制造业和人口的政策实施,客观上对北京经济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作为首都和服务业城市,北京经济的基因与深圳当然不同,但北京如果“敲掉”了太多的制造业,城市经济不可避免地会缺乏产业支撑——生产性服务业会无所附着,产业生态也会更加凋零。当遇到新冠疫情等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时,高度依赖服务业的城市经济结构就会暴露出弱点来。实际上,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多次指出,北京只要“白菜心”的产业策略是不对的,“白菜”的定义本来就包括“菜心”和“菜帮”,剥掉了“菜帮”的“菜心”,遭受风吹日晒,很快就会脱水和萎缩。我们相信,过度“去制造业”已经成为北京城市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它对产业生态的破坏将会带来长期负面影响。今后如果有北京诞生的高科技制造业外迁他地,我们将不会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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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整体经济转型与城市经济转型相伴而行,不过,城市经济的转型需要兼顾多种因素——城市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城市经济的资源禀赋、城市经济的产业均衡以及各个城市经济的“基因”。不论城市经济如何转型,在“世界工厂”的中国,城市经济都需要保持一定的制造业支撑。(A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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