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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美利差与人民币汇率变化?

在美联储表示将加快缩减宽松步伐,并可能提前加息,推动货币政策“急转弯”的情况下,新的一年开始,美国资本市场开始作出相应的调整。作为市场利率之“锚”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22年开始急速走高,1月18日达到了1.88%,到1月19日,该指标利率已经突破了1.90%,达到2020年1月以来的高位。新的一年,短短两周时间,该指标利率已经上涨了39个基点。这一变化,意味着美国投资者开始为美联储一季度末加息50个基点作出相应调整,据彭博的调查,基准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今年年底料将升至2.13%。

与之相反,中国在2021年底开始推动货币宽松以来,国内10年期国债收益率水平在不断走低,截至1月18日,该指标利率已经下降至2.74%的近20个月低位。随着市场预期中国货币“适度宽松”的持续,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预计,中期内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下滑至2.6%。目前,10年期中国国债与同期限美国国债之间的息差已收窄至约85个基点,这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种急剧变化的情况,对人民币汇率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更担心美国加息后会带来人民币汇率的急剧波动,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因此,有市场人士也对中美货币政策的“逆向行驶”感到担心,担心中国维持宽松政策的持续性,甚至必要性。

图:中美10年前国债收益率变化

来源:东方财富网站。

对于中美利率走势而言,其实是两国货币政策不同所带来,这一点并不需要怀疑。市场投资者都在根据不同的预期作出调整,带来中美利差的扩大。对于就此产生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以及对经济稳定的担心,在主张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安邦智库(ANBOUND)看来,有其合理的因素。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同样认为,中国此时推动货币宽松政策,有时间窗口,也有政策空间的限制。不过,从全局的角度来看,经济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基础,只有经济实现“软着陆”并保持适当的增长,才能根本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因此,中国货币政策的重心还是需要落在“内循环”上,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内外部的平衡。

在经济面临三重压力,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情况下,仍需要抓住时机,进一步推动经济恢复平稳增长。中国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同样指出,需要“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避免信贷塌方”。安邦智库合作学者盛松成教授也认为,“无论是根据以往经验还是从目前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看,我国都应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缩短经济筑底的时间,尤其要改善市场预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护、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积极性。”同样,美联储政策“急转弯”,在盛松成看来也实属无奈之举。在美国经济增长不及预期的情况下,其不得不转而应对不断高企的通胀。就美国的情况来看,美联储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其职责上考虑,其同样会面对实现经济增长的压力,那么,在通胀属于“阶段性”问题的定位之下,政策收紧的程度仍具有一定变化可能。

在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看来,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未来变化,并不能简单从中美利差的因素考虑。近期人民币汇率升值,除了结汇需求的短期因素,与中美之间经济基本面变化有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美市场利差在收窄,但如果考虑中美各自通胀水平的变化影响下的实际利率水平,中美之间的利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美国方面,消费物价指数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不断走高,到12月份已经达到7%的高位。而中国方面,CPI指数已经开始回落,12月份从11月2.3%的高位回落到1.5%的水平。从这个基础而言,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变化,更多反映了中美之间物价水平的变化,对实际汇率并没有带来太多影响。在美国通胀持续维持高位,短期难以快速回落的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名义汇率)的基础并不会有太快的变化。当然,如央行所言,就短期而言,最主要的还是形成人民币市场汇率的双向波动,避免单边的升值和贬值带来风险集聚。

就此来看,尽管中美市场利率间的利差缩小,可能并不会引发短期人民币汇率的基础,也就勿需过度担心。而中美货币政策向相反方向改变,都是以各自国内经济形势为基础进行,无论是人民币还是美元,过度波动对两个主要经济体都没有益处。因此,中美货币政策的反差并不会长期持续,都会因时、因势进行必要的调整,但当务之急仍需要解决“稳增长”的矛盾。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就整体而言,当前货币政策不应过于纠结于中美利差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还是需要聚焦“内循环”的稳定与发展,以建立稳定发展的预期。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风险问题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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