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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期中国的南北差异正在扩大

 
今年年初,英国《经济学人》曾发表文章,注意到中国南北经济差异的情况。从2012年开始,北方经济在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占比由当时的42.9%,逐渐降低到2019年的35.44%,而南方GDP占比则上升到64.56%。文章认为,南北差异的根源,在于资源和大宗商品,服务行业和大型基建等经济结构和转型等原因。从2020年到今年一季度的情况来看,在中国经济整体得到较快恢复的情况下,中国的南北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在后疫情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分化加剧的趋势需要格外关注。
从去年的情况来看,2020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长2.3%,但其中北方的GDP占比已经下降到35%左右,南方则上升到65%左右。在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18.3%,两年平均增长5%。从数据上看,增速超过全国水平的8个省份都来自南方,其中,湖北(58.3%)、海南(19.8%)、浙江(19.5%)、江苏(19.2%)、安徽(18.7%)、广东(18.6%)、重庆(18.4%)、江西(18.4%)。而增速最低的5个省份都来自北方,包括 新疆(12.1%)、黑龙江(12.4%)、宁夏(12.8%)、青海(12.8%)、辽宁(12.9%)。可见,在后疫情时期,南方经济恢复的程度普遍快于北方省市。
资金流动的情况,同样反映了经济的活跃程度和未来发展的潜力。根据央行的数据显示,从去年一季度末到今年一季度末的一年里,资金正加速流入浙江、上海、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从社会融资增量的情况来看,江苏、广东、浙江三省排名前三,在增量排名前十名中,北方省份只有北京市入列,其余全部是南方省份。增量排名最少的5个省市区分别是:青海、海南、宁夏、西藏和天津。作为传统工业发达城市和作为直辖市的天津位列倒数第五,天津社会融资增量大约只有重庆的四分之一、北京的十分之一,令北方“蒙羞”。
南北差距的扩大,北方经济活力的下降,可能会带来经济的失衡,并陷入“螺旋式”下降的怪圈。野村证券近期曾指出,北方增速更低,意味着财政压力和债务上升。其认为,2020年中国超过60%的债券违约来自北方,较2019年大幅上升。他们说,2020年北方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率为42.7%,而南方为51%,这表明北方对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依赖更大。野村提到,随着中国减碳发展的趋势,对房地产发展的约束,以及对地方政府“去杠杆”的落实,预计这一地域差距将进一步恶化,从而增加系统性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的风险。
当然,中国南北差距的问题,古已有之,有气候变化的原因,有历史的原因,有人口的因素,有经济结构变化的原因,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但自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因素,对北方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更为不可忽略的因素是南方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产业链配套、城镇化程度较高等因素。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的市场经济发展使得南方地区经济活力不断提升。
安邦智库曾经指出,在分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时,会发现“南北差异”可能仅是一段时间内发展快和慢的表现,而东西部之间则还有“质”上的差别。如果说东西差距更多是由于人口、气候、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等客观条件带来的话,目前的南北差距扩大则更多的是市场化因素和主观思维方式等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曾经指出,南北方经济差距拉大背后是传统产业与新经济之间的比拼,是开放创新快与慢的差别。这一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反映在双创领域,就是创新也呈现出这样的格局,即南北差距正在拉大,这一切缘于创新驱动正在成为经济转型的主要抓手。安邦智库的跟踪研究也显示,统计梳理近十年来各省份的研发投入及强度后发现,过去十年,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研发经费投入跃居第一。在增速上,呈现南高北低的态势,南北分化十分明显。研发投入强度不断提高,研发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另外,营商环境、地方政府的市场意识,以及公共服务水平等软性因素同样带来了南北差距的扩大。目前在国家战略中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大多是依靠地理条件在市场化发展的规律下,自然形成,而北方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则行政主导的色彩更浓,使得北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明显缓慢。
从历史上看,北方曾经有过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能源、基础性产业、重工业等方面具有优势,在历史上所积累下来的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在后疫情时期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阶段仍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北方的发展,不仅仅需要政策的调整,和时间的磨合,更需要在意识上有新的转变。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在整体快速恢复的同时,以南北差异为代表的区域分化日益明显,这有经济结构调整的因素,更多还是市场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仍需要改革开放政策推动市场化发展,来实现“内循环”格局下的区域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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